三個經濟體 一個政策標準

    中國的地區收入差距大于美國各州之間及歐元區各國之間的差距。具體而言，中國各省份人均GDP的離散系數（通常用于衡量分布寬度）為0.64，遠高于美國各州人均GDP的差異系數（0.39），甚至也高于歐元區各國人均GDP的差異系數（0.49）.

　　這一地區收入差距反映出幾個重大的結構性問題。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率zui高的省份，如廣東、遼寧、浙江、江蘇，都集中在東部，而城市化率zui低的省份，如云南、甘肅、西藏、貴州則都位于西部地區。其次，東部地區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也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的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是青海、甘肅、內蒙、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15倍-25倍。

　　在中國經濟受到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衰退沖擊時，各地區所受影響的程度也相差較大，這主要取決于各地的初始情況，如總體經濟結構，尤其是對外需的依賴程度。我們對2008年一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之間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情況進行了比較，并將增長差距作為衡量受本次危機影響程度的一個標尺。

　　結果顯示，兩類省份：直接依賴外需（如上海、浙江、福建），以及主要的自然資源商品產地（如山西、寧夏、青海），受危機影響zui為嚴重。前一類主要反映了外需的急劇萎縮，而后一類則在很大程度上與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有關。另一方面，那些對外需或對大宗商品生產行業依賴度較低的地區（如湖南、貴州、安徽）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輕。

本次危機對中國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相差較大。為了減輕這次自1929年-1933年“大蕭條”以來zui嚴重經濟危機的影響，有必要做出一些的強力政策反應。理想的情況是，一個地區所受負面影響越嚴重，其政策反應的力度就應當越大。換言之，原則上，東部省份的政策反應力度應當比西部省份更大。

然而，無論其受危機影響的程度有多深，所有地區都采用了同等力度的政策措施。作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各省級政府都獲準發行自己的地方債。通過發行地方債所募集的資金將作為“種子資金”，幫助募集更多的資金（主要是銀行貸款）用于刺激計劃中相關項目的投資。因此，在我們看來，無論出臺的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地方政府所發行的地方債的規模，都應當成為衡量其為刺激本地經濟增長所制定的地方政策反應力度的一個很好的風向標。

理論上，各省份所發行的地方債的規模，與其所受負面影響的程度之間應存在正比關系，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一關系根本不存在。在我們看來，這一情況反映了中國*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關系的特殊性質。與許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地方政府對于發展當地經濟一直有著相對較強的利益驅動。

事實上，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一*的激勵機制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我們認為，在決定危機反應政策支持力度時所采取的這一看似平等的做法，實際上是各省級政府之間相互競爭、以及地方和*政府之間激烈討價還價的結果，因為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想抓住本次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機遇，通過政策刺激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背景下，“一視同仁”的政策就成了必然的結果：由于中國政府的政策反應力度是根據受當前危機影響zui嚴重的地區（如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情況確定的，因此，其他地區很可能因實施相當的政策而受益。換言之，盡管事實上中國存在著三個經濟體，但是所有地區采取的都是同一套政策。這意味著，政策的刺激力度對于有的地區剛剛合適，但對于其他地區卻過于寬松。

我們對中國的30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在此次衰退中的潛在經濟表現進行排序，其中不僅考慮了zui初的外需沖擊對當地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還考慮了各地區所獲得的政策支持。根據我們的估計，在此次經濟衰退中，福建、浙江、廣東等東部省份可能是受影響zui嚴重的地區，而貴州、海南、吉林、四川則可能是受影響zui輕的地區。

我們的地區經濟表現排名與zui近各地的乘用車銷量以及水泥消耗量之間似乎存在著廣泛的一致。乘用車銷量是反映家庭購買力和消費者信心的一個非常有用的指標，而水泥消耗量則是反映各地建筑活動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展望未來，鑒于潛在的地區增長趨勢的分化，若企業業務過度集中于某一個地區，則該企業會發現，其業績與當地經濟表現的關系相較于其與全國經濟表現的關系更為密切。特別是隨著宏觀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逐漸散去，尋找預期業績持續好于全國經濟、zui有可能從地區經濟中受益的企業，將可能成為一個重大的投資主題。

一段時間之后，此次經濟危機以及中國政府的政策反應將有助于縮小過去十年來不斷擴大、且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一個重大制約因素的地區經濟差距。從長遠發展來看，這預示著將會建立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全國市場，實現更加均衡的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