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與國際事務教授（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克魯格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他的理論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后建立起令人贊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更使他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擔任著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咨詢顧問。1991年，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第五人。人們普遍認為，克魯格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和捍衛者，是薩繆爾森和索羅的愛將（他們三人同處一個辦公套間）。但同時，克魯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鋒，敢于向任何傳統理論開戰。在過去十余年間，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發表文章幾百篇。他的文筆清晰流暢，深入淺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讀之物，更是普通大眾的良師益友。在公眾的眼中，他是一位的大眾經濟學家。
　　1953 年2月28日，克魯格曼出生于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后，他來到了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歷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魯格曼的一篇關于汽油的價格和消費的文章后，為他對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所打動，立即邀請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學畢業后，在諾德豪斯的推薦下，克魯格曼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期間，由于個人問題，他的情緒比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后，他奔赴耶魯大學任教去了。

接下來的日子里，榮譽和金錢接踵而未，克魯格曼開始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發表演說，參加研討會，會見各式各樣的人。但是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忙碌的應酬之余，仍然潛心于學術研究。
1982年，克魯格曼剛從瑞典的一個國際會議回來就接到費爾德斯坦的電話，邀請他去華盛頓任職，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經濟學家。華盛頓的經歷并不愉快，他發現，在這個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馬屁精倒是如魚得水。很快，他就產生了厭倦，不過，在華盛頓他又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項才能：用簡明易懂的語言講述 嚴肅的經濟學問題。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就是由克魯格曼主筆的。
1987年，克魯格曼開始重新恢復了創造力，他寫出了大量高質量的論文——第三世界債務減免、歐洲貨幣體系的作用、貿易集團化。這些文章獲得的好評打消了他對自己研究能力的懷疑，他開始開辟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這些成就使他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1988年，克魯格曼出版了《期望減少的年代》一書，該書一出版即在美國引起轟動。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成為各大學和貿易公司的標準教材。各大公 司的總裁在看到他所著的書之后紛紛找上門來，請克魯格曼為他們作商業咨詢。為此，克魯格曼專門雇了一名經紀人，不是為了拉更多的客戶，而是為了提高價格， 使商人們望而卻步。這段時期克魯格曼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課題——經濟地理學。他雄心勃勃地想把這個課題發展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并在這個領域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1992年的總統選舉使克魯格曼在全美國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風頭，他在電視上的經濟演說給克林頓極大的幫助，但是克林頓在執政之后并沒有啟用他為總統經濟顧問，而是選擇了伯克利大學的女經濟學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魯格曼的性格過于剛直，在華盛頓和學術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魯格曼自己也說：”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1996年克魯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驚，他出版的《流行國際主義》一書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該書在短短兩年內重印了8次，總印數達120萬。同時，克魯格曼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經濟學界的許多人已經斷言：克魯格曼三年內必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由于他在“貿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對經濟活動的定位”（“for his 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s and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方面取得的成就，宣布將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大概是64歲，而克魯格曼55歲就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算是相當年輕的了。